在APEC会议期间，有一种关注叫“APEC蓝”；还有一种关注，来自能源圈。

     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，以及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里，两次提及“能源革命”——并将其与科技革命、产业革命并列为新一轮全球性的“革命”。

      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到“能源革命”，也是在今年6月份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正式提出能源革命以来，再一次着重提及“革命”一词，此前，官方的用词主要有“改革”、“变革”和“革新”等。

  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，与习近平在APEC上提出“能源革命”几乎同一时间，两份含量极重的中国能源“战略目标”也随即发布，这释放出强烈的能源变局信号，也意味着中国会从诸多方面去实践这场“能源革命”。

      本次APEC期间，习近平在正式场合两次提及“能源革命”，一次是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，一次是在11月11日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中。

      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，习近平表示，“今天的亚太，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，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、产业革命、能源革命蓄势待发，亚太经济体相互联系日益紧密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显。”

      在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中，习近平表示，“我们要推动科技创新，带动能源革命、消费革命，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率先实现新技术革命。”

      再来对比一下今年6月份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：要研究中国能源安全战略，并提出推动能源消费、能源供给、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“革命”。

      如此来看，其实习近平对于中国能源的发展前景已经阐述得比较清晰，通过科技创新带动能源领域的消费、供给、技术和体制四个方面的“革命”。

      对此，习近平的要求是：能源消费革命主要是要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。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；能源供给革命就是要建立多元供应体系，着力发展非煤能源，形成煤、油、气、核、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，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；能源技术革命就是要带动产业升级，以绿色低碳为方向，分类推动技术创新、产业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，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；能源体制革命就是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，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，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，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，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，此外还要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，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。“在能源革命四大领域里，能源体制革命是核心，也是衡量能源革命能否成功的标志。”在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林伯强看来，体制革命之所以是能源革命的核心，是因为体制革命对能源消费、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，既有支持、也有制约作用，“能源体制革命主要包括能源价格机制改革，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，构建有利于竞争的市场体系，同时转变政府对能源监管方式，建立健全能源法制体系，能源体制最需要革命的是能源价格形成机制、行业准入和行业结构、政府调控和监管三个方面。”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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